香港电影第一案

香港电影第一案

图书基本信息
出版时间:2012-8
出版社:花城出版社
作者:李以庄,周承人
页数:238
字数:190000
书名:香港电影第一案
封面图片
香港电影第一案

前言
治史一得    粤人史学大家梁启超(1873—1929)日:“史者何?记述人类赓续活动之体相,校其总成绩,求得其因果关系,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。”“活动之体相:人类为生存而活动,亦为活动而生存。……凡活动,以能活动者为体,以所活动者为相。史也者,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,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。”    亦为粤人史学家张荫麟(1905—1942)说得简明:“历史之探索,乃根据过去人类活动在现今之遗迹,以重构过去人类活动之真相。无证据之历史观直是谵呓而已。”    当我们尚未能以独立研究身份进入黎民伟历史活动范畴时,亦曾循人云之云,且深信不疑。明清之际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(1610—1695)曾言:“大疑则大悟,小疑则小悟,不疑则不悟。”当我们不疑时,以伪为真,历久不悟。    但当读到人云黎民伟在香港办过“演员养成所”,著名导演李铁乃其学生!我们顿生疑团。查对确凿史实,证实为其四兄黎北海在港开山之功,亦为李铁之恩师。非黎民伟之所为!乃对人云其种种“伟大”、多多“勋业”产生大疑。又经历年,将其自诩与确凿史料、相关史实及史界考证比对,方得释疑解惑,判定是非正误,确立自己的认知。    从而,我们深刻体会到:对任何史料,即使是当事人、其亲属及后人之说,亦应与相关的确凿可靠史料相比对,确凿认定其正、误后,方能决定是否可作为史实依据。不能因“当事人、其亲属及后人”,或具某某“权威”的“特殊身份”而轻信。    我们研究香港影史近30年,在研究、考证中,发现黎民伟自诩中亦存有不实之说、之事,尤在涉及孙中山之史事上最甚。限于篇幅,仅列下述三例:    一、黎民伟声称拍摄了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”。    黎民伟在《失败者之言——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保姆》一文中,言之凿凿地说:“注意摄制新闻纪录片,举凡孙中山先生之行动,如就任临时大总统职”。    历史事实是: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,12月25日,孙中山方归国,被举为临时大总统,于1912年1月1日,在南京宣誓就职。   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的时间在1912年1月1日深夜。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的余齐昭考证说:“当时摄影技术尚不能在夜间摄影,因此中华民国开国大典没有留下一幅照片,成为历史遗憾,更不用说拍活动纪录片了。”[311912年1月3日上海《民立报》报导:“夜十一时,于总统府举行就职典礼”,证实余齐昭之说。    2005年12月,拙著《早期香港影史》繁体字本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时,即在书中指出此纪录片根本不存在的事实。并补充:黎民伟出生于1893年,1911年在港加入中国同盟会,对电影摄影还完全是个门外汉,不可能在1912年就拍摄纪录片H。    对此揭露,其后人黎锡,在2006年11月于香港《电影双周刊》第720期发表《对黎民伟与黎北海的评价——与周承人、李以庄商榷》,借余慕云之口,毫无根据地说:“黎民伟把‘非常大总统’错写为‘临时大总统’,这是非常明显的错写”。妄加否定。    但对于这部不存在的“纪录片”,黎民伟不仅在文章中自诩“摄制”了,当年还对人说过。他对当年上海“民新”的编导欧阳予倩就曾自诩过。欧阳予倩当然不可能看过这部不存在的“纪录片”,但黎民伟的自诩,确给欧阳予倩留下深刻印象,以至在30多年后的1962年,欧阳予倩在其回忆录《电影半路出家记》中写着: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纪录片就是他拍的,他很引为光荣。这部纪录片也就成了他在政治方面、艺术方面的资本。”    欧阳予倩的记述,即可确证黎锡为其父辩解之“错写”说,是徒劳的!    问题在于:这篇写有根本不存在的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纪录片”之事的黎民伟“自述文”,在我们考证之前,黎锡曾经发表了三次,他都没有提出“错写”之说,而加以纠正或删除。为何在我们予以揭露后,黎锡就忙不迭地说是其父“错写”,为之掩饰?!   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:黎锡不仅妄说其父“错写”,还为了填补其父此处“空白”,又另行编造一个“历史功绩”,说:黎民伟是“拍摄了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记录片”!但提不出任何确凿历史证据为凭!    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历史真相是:“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通过了《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》,决定成立正式政府,并且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,于5月5日就职。”    1921年5月12、13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报导,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,有很隆重的仪式:上午八时在总统府受证书、九时半在国会宣誓、九时四十分摄影(集体合影照片——笔者)、十时在北较场阅兵、十一时在总统府受贺(各机关职员及来宾)、十二时在财厅受贺(市民)并观各界游行,同时宴请中外士女千二百余人,十二时半各大巡游队伍鱼贯而来,至三时半全队过毕。    余慕云生前在《香港电影掌故》第48页中清楚记述:“1921年7月31日,香港和平戏院公映一部新闻纪录片,名字叫做《孙总统授任广州庆典》。这是近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片……第二部孙中山先生的新闻纪录片,《孙总统就职及祭黄花岗》,则在同年(1921)8月20日,在香港比照电影院公映。以上两部孙中山的珍贵新闻纪录片,都是外国摄影师拍摄的。估计是法国百代公司出品的。”    经我们查证:1921年5月13日上海《民国日报》报导:“该会(指就职典礼大会一笔者)是日并聘请世界著名影画片制造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君,在财政厅前摄取各种游行之真像,制成影画片。”    历史事实证明: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录片拍摄者,是法国百代公司摄影师赛门先生,并非黎民伟所为。    黎民伟在1921年5月3日的《日记》中记有:“夜船上省。”5月5日:“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。”5月7日:“予与郑岳母及外公晚车返港。”他从5月4日到7日在广州逗留三天。日记中未记有“摄电影”字样。若他真要拍摄纪录片,一定带助手!值得注意的是,1921年距其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早两年,黎民伟尚无拍摄电影的器材1    1922年阴历二月八日(阳历3月6日)《黎民伟日记》所记:黎民伟在当日还只能用普通照相机拍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场面。他说:“予拍呆照!”    一年之后,即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前五个月的1923年2月,黎民伟在17日的《日记》中才记有:“早孙中山先生到港,伟与彭年(留学美国的摄影师——笔者)往接应,并摄电影。”此为他们首次拍摄孙中山纪录片,掌机者当是摄影师彭年。怎能凭空推前两年,竞在1921年5月他就有电影摄影机,并由他自己拍摄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纪录片?!    二、黎民伟1929年第二次发表孙中山的题字“天下为公”时声称:“追随总理左右,由粤之韶关,北进沿途,总理誓师、行军动作,曾一一摄得。是时,总理曾以‘天下为公’四字相勖。及后,总理应段祺瑞之请,北上救国,逝世于平之协和医院,伟亦相随摄影。……”(见下图)    历史上真有“伟亦相随摄影”其事吗?    史实是:孙中山自1924年11月北上,直至1925年3月12日去世的整段时间内,黎民伟一直身在广州和香港,并不在北京。    且看《黎民伟日记》的记载:    1924年“11月28日早,到西关(广州),摄影《情场法网》,即《胭脂》。民伟与楚楚为剧中主角”。而直到1925年1月21日,《胭脂》才拍完。    同页又记载:《胭脂》于1925年“2月23日在港新世界戏院公演”。“5月4日,‘民新’解散”。“民新”是黎民三兄弟合办的电影公司、《胭脂》是其公司创业作,“民新”解散。涉及公司资产分割,事关黎民伟切身大事,他不可能离开香港。    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,《黎民伟日记》第12页又清晰记载:“1925年3月17日,广州市开追掉会,伟往摄电影。”    在此段历史中,黎民伟难道有分身之术“相随孙中山”?    孙中山逝世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,而非协和医院!先生逝后方送协和医院作防腐手术,故出殡由协和医院出。黎民伟连孙中山在什么地方逝世,都不清楚。竞声称:“伟亦相随摄影!”与事实并不相符。    三、黎民伟晚年写《失败者之言——中国电影摇篮时代之褓姆》中说,“由我与罗永祥、彭年等随军摄制”新闻纪录片,其中有“攻打惠州城”一役。历史真是这样吗?    据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下册记载:攻打惠州城之前,孙中山由1923年6月7日至6月12日,四次亲自临惠州城前线督师:    6月7日赴惠州前线视察。(该书1640页)    6月8日,督师攻打惠州城。(同上页)    6月9日,发动第二次攻击惠州城。(该书1641页)    6月12日,偕许崇智、蒋介石及各要人,再赴惠州前线。(1642页)    而《黎民伟日记》第11页记载:“1923年4月10日与父亲、贞、意乘加兰总统往日本看远东第六届运动会。”其行程如下:    4月10日(阳历),由香港乘加兰总统号邮轮到上海,再转乘邮轮赴日本。    三月廿七日(即阳历5月12日)早到上海。即由港抵沪历时32天。    三月廿八日(即阳历5月13日)早(由上海)启行(赴日本)。    三月三十早七时(即阳历5月15日)抵神户。日领事及留日学生来欢迎。    四月一日(即阳历5月16日)早十时赴中华会馆欢迎会,二时乘车往大阪,乘汽车游竞技场。    四月七日,(即阳历5月22日)在运动场欲影足球赛被阻,晚车赴东京。    四月十日(即阳历5月25日)赴横滨。    四月十三日(即阳历5月28日)回神户。    四月十四日(即阳历5月29日)往大阪。    四月十五日(即阳历5月30日)抵长崎。    四月十八日(即阳历6月2日)抵沪。    五月一日,(即阳历6月14日)晚返申,与美记者拍电影。    值得注意的是:黎民伟偕两妻及其父,自4月10日起,自香港乘邮轮赴上海。5月13日由上海赴日本旅游。直至6月2日方回到沪上。然后,于“6月14日晚返申,与美记者拍电影”。从6月2日到6月14日晚,前后共十二天时间,《日记》缺失。以当年沪、港与粤东惠州间的交通条件,在前后十二天时间内,不可能往返三地!黎民伟当然不可能出现在惠州前线!    再据《孙中山年谱长编》下册记载:“6月13日,(孙)致电大本营,伤将新制飞机二驾飞赴东江前线。”嘲即是说,飞机出现在攻打惠州城前线的时间,是在6月13日之后,黎民伟其时身在上海,正“与美记者拍电影”。直接否定了黎锡所说“惠州战役时,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”之言。    据此可确证:黎民伟完全不可能出现在“攻打惠州城”的现场。他所说“我与罗永祥、彭年等随军摄制”新闻纪录片,其中有“攻打惠州城”一役之事,乃至黎锡所说“黎民伟还尝试了空中拍摄”;“在小型双翼飞机上,他把飞机底部舱门打开,将自己和摄影机牢牢绑在飞机上,俯拍整个战场,难度和危险性极大。”种种皆无稽之谈。    至于历史纪录片《勋业千秋》中的航拍镜头出于何人之手?需另作考证。    上述三例说明: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而改变之独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。我们只能依据确凿的历史事实,去构建信史。    史学,是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诚信之学。是为序。    2012提4月
内容概要
  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、黎民伟兄弟从影的若干史实的真伪,以及黎民伟是否是“香港电影之父”,是早期香港电影史上的一宗悬案。内地电影研究者周承人、李以庄夫妇与香港影评人罗卡、黎民伟之子黎锡等人为此问题展开了长达8年的学术论辩。本书为周承人李以庄夫妇的研究论文集,深入地揭开黎氏兄弟从事电影事业的史实,为一百年前的历史悬案拨开迷雾,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料。
作者简介
李以庄(1933.7.21—)曾任教于中山大学,1980年为高年级学生首开电影理论课。著有《电影理论初步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)及用蒙太奇理论分析中国古典爱情诗的《诗词新解——闺情》(香港金陵出版社1989年出版)。从事文艺评论五十余年,发表的文章及论文四百余篇,常被转载或收入学术专书。自1982年开始研究香港电影,1986年提前七年退休,全力自费研究,经常赴港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,看港片近三千部,访问影人,收集资料。并应邀撰写论文及赴港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。1999年应香港《亚洲周刊》邀请,担任“二十世纪中文电影一百强”评委(两岸三地共七评委)。2005年,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时,受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及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聘请,担任“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”评选活动评委。又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聘请,担任“中国电影百年百佳优秀演员”评选委员会委员。
周承人(1929.7.4—)
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,任教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,参与创办舞台美术设计系;担任多部话剧演出的舞台设计。20世纪70年代南调珠江电影制片厂,任美术工作室主任、时代动画公司副总经理。为多部故事影片担任美术设计。其中担任美术设计的《与魔鬼打交道的人》,是中国第一部全部用实景拍摄的影片,该片获中央文化部政府奖。2005年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时,周承人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“电影人物”栏目,中国五十位电影“人物专访”的被访者之一。多年来在专业报刊发表剧、影评论,并应邀在香港电影资料馆学术专书撰写多篇专题论文。著有《舞台美术知识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);编有《论电影美术》(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);著有《电影美术导论》(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出版)。
书籍目录
自序 治史一得
一、“百年论辩”与史观
“香港电影百年”论辩
史观与治史
在庄重评选的背后……
二、黎民伟的不实光环
黎民伟的若干经历和评价
——勘误与质疑
事实是一切评价的基础
——对黎民伟若干史实与评价的再勘误
满纸荒唐言
——评专题片《黎民伟:中国电影之父》
三、重要史实考证
历史纪录片《勋业千秋》考
上海联华影业公司体制和组织
四、被屏蔽的黎北海
香港电影先驱黎北海
省港大罢工与香港影业重建
——黎北海和他的学生们
早期香港电影业中的黎北海、黎民伟
五、历史的致敬
香港首次纪念黎北海的公众活动
——黎北海逝世50周年纪念座谈会摘要
后记
附录:诸家评说
黎民伟被称为“中国电影之父”的争议
——大部分中国电影史的开头可能要改写 (台湾资深影评人 黄仁)
从电影史看兄弟班 (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、资深影评人 李焯桃)
偏于“完美化”表扬伟人
——续谈《香港电影第一Take——黎民伟,开麦拉》 (香港资深影评人 石琪)
孙中山为黎民伟题“天下为公”考 (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 余齐昭)
我所知道的四年争议 (香港《电影双周刊》原总编辑 陈柏生)
反方观点文章目录

章节摘录
“香港电影百年”论辩
2009年是香港电影界重要历史时刻:一月中旬,香港电影总会会长吴思远主持的系列专题片《香港电影百年光影》,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“探索与发现”栏目连续播映;吴思远亲自出镜,肯定“今年是香港电影百年”;香港贸易发展局与香港电影商会和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合作于5月16日在法国戛纳举行酒会,庆祝香港电影百年;此活动更得到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及香港电影发展局出席支持。
一系列公众活动,在承认历史、尊重历史的基础上,肯定1909年摄制的首部华人导演、美国人监制的《偷烧鸭》,为香港电影百年纪元的标志物。
电影与文化身份
在世界范围内,除初始发明电影的国家外,其他国家与地区都有电影何时传人,和本土人士何时参与电影制作的问题,中国/香港也不例外。
作为工业革命后的现代文明(文化)标志之一的电影,它的被接受与本土人士参与制作,不仅标志该国家、地区接受与分享现代文明成果,还通过参与制作赋予这一舶来品以明确的文化身份,对多元世界文化作出贡献。
这是人们为什么寻找本土“第一部”电影的原动力。
“第一部”电影的确立,标志着本土电影文化的诞生。
现在香港影人寻找香港“第一部”电影的意义,即在于此。
后来者需要知道自己的电影文化始于何时。
电影的发明与形成,是欧、美科学家们不断接力的过程,但使它成为一种商业行为,惠及大众,则是美国人爱迪生和法国人卢米埃兄弟。
爱迪生发明只供一个人观看的“电影窥镜”,卢米埃则改进为放映(机器),供众人在银幕观看。
当全世界在1995年庆祝电影诞生百年,以纪念卢米埃兄弟在1895年12月28日于巴黎商业放映成功之时,美国人却提前在1993年庆祝他们的电影诞生一百年——即纪念爱迪生1893年在芝加哥万国博览会推出“电影窥镜”。
美国人有理由不承认电影是法国人发明的,更不愿让电影失去美国文化身份。
何以是百年
香港电影纪元始于何年?在2003年10月之前没有分歧,一致推崇所谓“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”在“1913年拍摄了《庄子试妻》”,为香港电影纪元之始。
2003年10月,这种“一致”被打破,肇事者为我们。
由此揭开由罗卡多年来“抬举”黎民伟为“中国/香港电影之父”神话的面纱,人们重新审视香港早期影史。
随之,发生了罗卡、黎锡等与我们之间,围绕黎民伟有关史实与评价的论争。
主要涉及:香港华美公司有无黎民伟股份?是否“合资”或“合办”的香港公司?《庄子试妻》是否香港第一部电影?能否说是黎民伟“拍摄”?黎民伟是否为中国/香港电影之父?黎民伟在联华影业公司的真实历史地位与作用?等等。
论争的缘起是罗卡为“抬举”黎民伟,竞随意将并非黎民伟的事迹甚至功劳,自动转账到其名下。
甚至无中生有说:黎民伟“培养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、曲作者田汉、聂耳!
我们以确凿史实为据,勘误其非,论文长达万余字,可见失实之多!解构了“抑兄扬弟”的故事,论争长达六年,实为辨伪。
2009年纪念“香港电影百年”,一些不同反应,大体可在上述争论中找到痕迹。
2009年4月5日,香港国际电影节举办“香港电影百年之谜”座谈会。
出席的有罗卡、法兰宾、黄爱玲、大卫·博德维尔。
李焯桃主持。
与会嘉宾有三种态度:罗卡、法兰宾质疑《偷烧鸭》的存在,罗卡认为“无论戏院广告或任何文献,都从没有放映这片子的记录”,法兰宾“把烧鸭之谜像侦探片般追查。
……《偷烧鸭》却芳踪仍杳”;黄爱玲提出证据证实《偷烧鸭》确实存在;大卫·博德维尔则说:“香港电影金像奖把2009年作为香港电影百年的庆典,为何界定在这一年?通常的说法是由于第一部本土电影《偷烧鸭》的出现——1909年由中国导演拍摄、美国电影公司监制。
拙文《香港电影王国:娱乐的艺术》也沿用了上述观点,把它作为第一部电影。
”他又说:“无论就哪个国家的电影史而言,要确立何为‘第一部电影’都绝非易事。
……大多数默片都已佚失,且书面记录也是不完整或被损的,因此,极有可能每一国家的早期电影制作都无正式档可循。
这也是我们总要不得不依据记忆、口述历史、口耳相传、公论的原因。
《偷烧鸭》看上去正是这样一个案例。

后来,罗卡将否定《偷烧鸭》存在的观点,修改为:我“并不怀疑《偷烧鸭》的存在,只怀疑它的制作年份是1909年之早。
”同时将大卫·博德维尔说的:“《香港影片大全》在界定某些方面的第一部电影上,持有非常严谨的态度。
《庄子试妻》被定义为香港第一部(两本)电影和第一部‘剧情’电影。
《金钱孽》(1924)被视为第一部在香港公映的香港电影。
《胭脂》(1925)则被贴上‘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’的标签。
”(见《(偷烧鸭)香港电影诞生百年之谜》,载第19期《香港电影》)改写成:“《偷烧鸭》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;《庄子试妻》(1913)可视为香港第一部长两本但未证实公映的故事片;《金钱孽》(1924)可视为第一部正式公映的香港影片;《胭脂》(1925)可视为香港第一部故事长片。
”并据此提出:“有多个第一,就不必有谁是真正第一之争。

将二者比较,大卫·博德维尔所讲是:因为这些影片已经佚失而界定困难。
罗卡却将这段话的语意完全改变,竟加上大卫·博德维尔并没有说的“《偷烧鸭》可视为有记载的最早一部在香港拍摄的影片”一段话。
埋下伏笔来分出:“《偷烧鸭》是最早的”;“《庄子试妻》是第一部”。
大卫·博德维尔的严谨为罗卡的随意所代替。
我们从这里理解了罗卡何以能去编造黎民伟的“历史”了!
罗卡质疑《偷烧鸭》不是1909年拍摄的,而香港影界竟然定2009年为“香港电影百年”!他将此事归咎于余慕云和我们:余错在将“烧鸭身份偷换”,即“余将《偷烧鸭》由‘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’变成等同于‘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’,也即是最早的香港影片了。
”而“周承人、李以庄更肯定《偷烧鸭》‘应该是在香港本土诞生的最早影片’,并把制作年份敲定为1909年……结论是‘1909年可以定为香港电影的启动年份’。

P11-15
后记
周承人、李以庄合著的《早期香港电影史》一书,于2005年12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。2008年7月获香港政府艺术发展局资助,由香港电影双周刊有限公司出版《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悬案——黎北海、黎民伟从影个案研究》。2009年11月由世纪出版集团、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《早期香港电影史》简体字增订本,被评为2009年度十大华文电影好书的第二名。    2005年两人同时受邀请参与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编辑出版的巨册《百年星辰》撰写香港演员词条。    李以庄、周承人应邀合著长篇论文:《香港电影与香港社会变迁》,发表于中国电影年鉴社于2005年出版的巨册《中国电影百年特刊》。2008年,获“华夏杯”港台电影优秀论文奖。    2007年秋,在网络开博客,博址:http://liyizhuang.blshe.com
媒体关注与评论
黎北海方才是“香港电影第一Take”。    ——香港资深影评人石琪   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,黎北海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贡献皆不在黎民伟之下。    ——香港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李焯桃    就现有的史料分析,黎民伟的资料虽比黎北海丰富,但都没法抹煞黎北海做过的事。……忽略黎北海,视他如配角,就说不过去。    ——香港电影资料馆筹备处研究部主任罗维明    希望能够给回黎北海一个相对地被人忽略了的位置。    ——香港电影资料馆原研究部主任黄爱玲    《早期香港电影史(1897—1945)》一书,弥补和纠正了香港电影史和中国电影史的重大缺失和错误。……其中黎北海对香港电影的贡献,是首次得到忠实而详尽的报导。    ——台湾资深影评人黄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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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论与打分
  •     读此书,感慨很多,文化大革命中,多少好人被莫须有的罪名无辜坐牢、杀头、被戴上各种标签反革命的帽子,其中一条手段就是谎言反复多遍之后就变成了事实。香港电影第一人,本是黎北海,但过去几十年,书上都写的是黎民伟,虽说他们是兄弟,但也不能涨冠李戴,现在,李以庄夫妇经过三十多年的调查研究,用大量事实证明黎民伟非香港电影第一人,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,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  •     外包装不错,一页上面有一半是空着的。
  •     知道了很多细节,适合安静的阅读
  •     看了让人很轻松,香港人又喝早茶的习惯
  •     都没时间看,一出我没买的书
  •     已读完,了解一些常见食材的特殊做法
  •     太多雷同。,蔡澜先生的书值得推荐的!
  •     买了我读的一个系列,推荐看面包树三部曲。
  •     包装也不错,放在床头翻翻还蛮好玩的。
  •     一直支持大师的书,亦舒的书
  •     刘以鬯的这部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高水平的,更好懂。
  •     看完之后问我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共同点,理论很新颖
  •     书是好书,拿到这么一本简明易懂的书那是再好不过了!
  •     所以买了这本送给闺蜜。男性女性在这里根生。,真诚的叙述态度
  •     我来踩踩~~
    的确是赤果果的炫耀贴~~~
    M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候就要见他,讲美食的东东
  •     我觉得她的散文和小说水准差别太大,。。
  •     但愿我们都有艳阳天,超赞
  •     我是 学视觉传达的,末日的思念虽然不全是张小娴的作品
  •     练口语,给朋友购的此书
  •     自己买着看的,应该不错吧啊!
  •     和想象中的一样,和描述相符